程门隽才程恩培
2013-05-30 00:00:00作者:史新颖澳门永利平台:《印象澳门永利开户》节选
    程恩培,一名程云章,字绍周,又字筱周。生于1854年,为阜阳市澳门永利开户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人。程氏乃是颍州城的名门望族,其父程文炳为淮军名宿,曾官至湖北提督、福建陆路提督、长江水师提督。程恩培在兄妹九人中排行第二,自幼深得父爱,接受过良好的封建文化教育,儒学功底深厚,其为人温文尔雅,曾二渡东洋考察,可谓学贯中西。程恩培曾供职于户部、海军衙门,官至浙江候补道台,清授通议大夫。程恩培之一生,于政事上颇著政声;于创办实业上屡有建树,被清政府赐予二品封典;在儒学研究上,也甚有成就,不仅著作颇丰,而且还成为清末太谷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勤于政务    颇著政声
    程恩培早年曾就读于湖北水操学堂。光绪十七年(1891),37岁的程恩培就任户部主事之职。光绪二十年(1894)年7月,甲午海战爆发。是年11月,其父程文炳改授福建陆路提督,诏谕“户部主事程恩培,投效福建陆路提督程文炳军营,差遣委用。”同年,程恩培受父命赴日考查,侦探日本国情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程恩培投笔从戎,在其父程文炳军营中效力。后来,程恩培以道员分发浙江,先办浙东督销,又办理江苏五属掣销总局,继而办理浙西五属督销事,负责浙江全省内外的贸易事务。在办理浙江督销期间,程恩培兢兢业业,经常于浙东浙西之间往返奔忙,巡查视事,事必躬亲,为促进浙江近代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    程恩培在任职于浙江温处道(温州、处州)时,虽则任期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,但恰值新政推行之机,程恩培因势利导,积极恢复温州学务分处,拨款兴办教育。并且支持在各县开设女学,设立音乐课程,引进新兴学科,大力发展温州教育事业,在当时为人们引为美谈。与此同时,程恩培还非常重视社会治安工作,他认为“非举警察,不足稽盗法奸”。于是积极筹资兴建了温州历史上第一个警察局,并“亲之章法督课之,浃旬而事举”。
    在温州为官之时,程恩培还做了一件对家乡颍州不仅惠及当代,兼且荫及子孙的好事情。因考虑到故乡颍州“乡土旷衍,民不知蚕利”,程恩培特地聘请了周仲祥到颍州教习养蚕技术。周仲祥,名宏毅,乃温州人士。1904年,周仲祥自杭州蚕学馆毕业后,即受聘到温州蚕桑学堂任教。后周仲祥应程恩培之请来到颍州,在阜供职五年期间,恪尽职份,教颍人以蚕桑之技,“成效卓著,皖中知有蚕事,自仲祥始”。颍人习蚕桑之技,自周仲祥始;而颍人得蚕桑之利,实为程恩培之功。
    按说以程恩培的才识和能力,加之有程文炳这样一位清廷重臣的父亲之荫庇,程恩培的入仕之路应该会走得相对容易些。奈何,他的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。据说,光绪皇帝被治哑一案,程恩培亦曾牵连其中。其父程文炳亲自押送程恩培赴京,奏请皇帝治罪。光绪皇帝被程文炳大义灭亲、不循私情的的凛然正气所感动,特赦程恩培无罪。程恩培虽则侥幸逃过此次劫难,但在经历过这次事件后,深觉宦海无常,他的入仕之心亦逐渐淡漠。
创办实业     获赐封典
    程恩培具有创办实业的优秀才干。早在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程恩培就曾与儿女亲家刘鄂、滇人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在河南开办豫丰公司,向英国福公司借银1000万两,承请河南巡抚衙门承办焦作矿务;又与其父程文炳同刘鄂合作经营浦口地产,组织三洲地皮公司;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年,程恩培与张性存发起首期集股漕平银12万两,合办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,首开安徽近代电力工业之先河;光绪三十三年(1907)11月,程恩培回到阜阳家乡袁寨集,出资兴建了阜阳裕兴榨油公司。其公司日产豆油量达一万公斤左右,在那个年头,名列国内最大投资厂矿五十八家之中的第十七位。与此同时,程恩培还负责经营程家在阜阳开办的两淮织布厂以及典当和钱庄。一时之间,程恩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,甚是兴隆。因为创办实业取得了巨大成就,程恩培于是年底被清政府赐予正二品封典。
二渡东洋    考察倭情
    程恩培曾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日本之行。那是清光绪二十年(1894)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,程文炳奉命率皖军驻守在张家湾,“拱卫京师”。这时天津、沧州一带,日本所布的侦探活动频繁,四出刺探清军布防,有不少日本间谍被清军俘虏,而清军的布防机密亦屡屡外泄,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程文炳。他暗暗思虑:“难道只允许日本人前来我方侦察军情,我们怎么不可以派人东渡去侦探一下日本呢?”于是,为了达到“知悉倭国国情”的目的,程文炳决定秘密派遣其次子程恩培前往日本,并且嘱咐他“不得确耗勿遽归”。程恩培遂东渡重洋,在日本一呆就是四年,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前夕“适自东归”,回到了祖国。程恩培不辱父命,将多年侦察之果报知乃父。程文炳根据程恩培对日本的了解以及日本战后索要巨款的现实,“密疏请勿允”,劝清廷不要批准《马关条约》。   
    程恩培还有过一次日本之行。那是1901年的秋天,日本举行军事大演练,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出观兵官前往观览,中国自然也不例外。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等省也都派遣了由观兵官及随行人员所组成的参观团。浙江省所派的参观团以程恩培为首,另有随员邓驯保、赵千总以及书记员等一行数人。程恩培等一行于九月初一上午九点乘宏济丸邮船从上海出发,同船者还有安徽派往的黄呈样、李光邺等十余人。初二晚上十一点船入长崎港,初三早上程恩培登岸,拜会了驻长崎领事张子豫,并顺便游览了红叶亭和诹访神社。当日下午邮船离开长崎经门司,于初五早晨五点抵达神户。在神户,程恩培顺便拜访了在当地经商的故友王鹤庭,并受到了王的热情款待。初六下午六点转乘火车赶赴东京,于次日上午十点抵达东京新桥车站。到达东京后,由日本参谋本部安排其入住三桥旅馆,并于当日往中国驻日公使馆谒见了李木斋公使。翌日,程恩培前往拜会了日本总理大臣、参谋本部大臣、文部大臣、外务大臣、陆军省大臣及已退位的顾问官。
    初九日,程恩培等开始赴千叶参观第一师团的野外演习,至十四日演练告一段落后返回东京。其间,在十二日由于演练暂停,程恩培一行便利用余暇参观了千叶中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。十三日至二十四日,在东京除与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少将会谈外,程恩培陆续考察了成城学校、户山学校、陆军地方幼年学校、陆军中央幼年学校,参观了炮兵工厂以及位于新桥的劝工厂和博物院,游览了上野动物园,还参加了日本天皇专为各国官商举行的晚会。二十五日,赴仙台观览移师当地举行的军事大练,直至三十日学习全部结束。十月初一程恩培返回东京,直至十八日离开东京回国期间,他又分别参观考察了陆军炮工学校、近卫步兵第四联队、陆军士官学校、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高等商业学校、工业学校、第一高等中学校,参观了制呢工厂、卫戌医院、红十字医院、上野美术会社等,并游览了日光等名胜古迹。十八日乘火车离开东京,十九日抵京都,游览了东本愿寺、清水寺等名胜,并于当日赴神户,二十日从神户乘西京丸邮船,经马关、长崎于二十四日抵吴淞港口。
    如前所述,程恩培作为一名军事官员,此行的目的首先是参观日本的军事大演练,但同时他也把这次日本之行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考察日本教育、以资作为国内参考借鉴的良机。程恩培认为:“今国势阽危,强邻夹处,或眈眈虎视,或煦煦市人迹,其蚕食之心如出一辙,神州苍莽,来日大难。发愤为难,庶几有豸。故当务之急,教育为先,武备次之,盖教育乃武备之基础,武备即教育之见端,二者相为表里。”这段话充分表明程恩培对列强环伺之下国势日危的深重忧虑,他认为,强国之本,首数教育。通过程恩培在日期间的行程可以看出,他在考察学校上投入的时间已经超过考察军事演习的时间。程恩培所考察的学校累计达13所之多,而且为了参观学校,往往忙里挤闲,见缝插针。
    千叶中学校是程恩培所考察的第一所学校,在校长亲自带引下,遍观了各年级的教室。程恩培详细了解到该校所设课程分修身科、国语科、汉文科、英文科、历史科、数学科、博物科、理化科、律例科、医科、体操科等十余科,学生达550人。当程恩培得知这样规模的学校在日本全国竟有数百处时,不禁感叹:“无怪其人才辈出也”。同时,他又想起国内传统的教育方式,“非若我华之日守一经者,矻矻穷年,老死牖下也”!这句慨然长叹,抒发了程恩培在目睹日本的教育制度后,对照大清国皓首穷经、寒窗坐老的学习方式间的巨大差距而产生的反思,其中饱含着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。
    在陆军士官学校,我国留学生共计39人列队迎接,其队列“颇称严整”,“试其学问亦复优长”,程恩培深为赞许。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,程恩培了解到该学校学医妇女甚多,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,名叫左起庆,系常州人氏。在第一高等中学校,得知我国留学生共有二人,皆为浙江人。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,了解到凡幼年女子不入此校者“例不成婚配”,故“考目下通国女子不能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三”。在陆军炮工学校,了解到该学校每年都要遴选出数名优秀毕业生,将其派往欧洲诸国游学,以考求各国学问,增加阅历,程恩培不禁对其国“工夫日进、学问日深”深表崇尚。
    在参加日本天皇专门为各国官商而举办的晚会时,程恩培第一次目睹了盛大的舞会活动。程恩培等中国官员尽管未能亲自踏进舞池,然而或许是由于初次观看的原因,程恩培对此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,并且在其记录里作了细致地描绘:“所有男客之能跳舞与女客之作西装者,均预为言定跳何戏,书册以记之,齐则男女携手同入跳舞厅,始则进退迂回,继则握臂挟腰,旋转如风,地板净洗,其滑如脂,而不虞倾跌,盖虽小技亦必习之有素也。其前后疾徐,一举手足,悉合乐声之节奏。”这段文字的描写生动有趣,颇能表述在东西文化开始交融的时代,人们在接受到异邦事物时所抱有的新奇目光,以及不无欣赏的态度。
    程恩培将其二度来往日本的所见所闻,整理成专著《东瀛观兵纪事》和《日本变法次第类考》,以上对考察过程的记述,便摘自该书。此二书的出现,对近代中国的军事以及社会变革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
醉心儒学传承太谷
    程恩培于早年间,曾拜太谷学派李光炘为师。后来,又与太谷学派掌门人黄葆年、蒋文田订交。“太谷学派”是在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,由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所创立的。该学派是儒家学派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,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最后一个学派。该学派兼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两种性质,成员之间按照师承关系上下排列,等级甚严。在经历仕途沧桑之后,程恩培便转向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经典的研究,而且还成为清末民初“太谷学派”的重要成员之一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四月,程恩培以道员需次杭州之时,赴南京参加了“太谷学派”所组织的“愚园雅集”聚会活动。特别在是“太谷学派”的讲学之处——“归群草堂”成立后,程恩培慷慨出资,承担了部分的活动经费。习儒讲道,成为程恩培晚年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。
    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,程恩培善属诗文,著作颇丰,有《拙盦诗草》传世。程恩培曾在赴日本观察军事大演习之时,将每日所见所闻均以日记形式作详细记录,归国后整理为《东瀛观兵纪事》公诸于世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由程恩培集案、程尧章译述的《日本变法第次类考》由政学译社出版发行。更为重要的是,程恩培还成为其父程文炳《事略》的主要撰稿人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父亲程文炳弥留之际,由父亲口述,他亲笔整理成父亲关心国事的专折上奏,受到朝廷嘉谕,诏下执行。
    综观程恩培之一生:他任职期间多有建树,广受当地百姓称赞;曾深入日本侦探其国情,尤其注重考察、研究日本先进的教育制度;曾积极创办实业,谙熟工商事宜,于诸多方面有开创之功;并且还潜心儒家经义,著述颇丰。程恩培以一身而兼贯政界、文坛和工商业,诚可谓不可多得之隽才。
    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隽才,在不到百年的时光流转中,其晚年景况竟已不得其详,逝后几乎湮没无闻。即便在其家乡澳门永利开户,熟知程恩培其人其事者亦是寥寥,甚至连他究竟卒于何年,至今尚且无从考究。对此,惟有慨叹时光之无情。历史的烟尘已经模糊了程恩培曾经的脚迹,惟有期待着有新的资料出现,使得我们可以拭去浮尘,重新还原程恩培完整而清晰的人生轨迹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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